1972年，正是崇明农场大批老高中知青抽上来读培训班的时候，一群“小七子”（“小七子”又名“小三届”“七字头”，指文革开始时正在小学读书、70年代中学毕业的那些人）下去，补充了那些拔出老“萝卜”后留下的“坑”。中学刚刚毕业的朱易安成为了其中一个，到了崇明岛东风农场下乡劳动。
书香门第出身的她，从小在家里的书堆中长大。文革开始那年她才11岁，家里的书都给抄没了。不过读书人家的孩子，文化素养主要靠薰陶，即便没了书，还有饱读诗书的爹。架不住老爹每天每夜的口传心授、潜移默化，去农场时的朱易安，在她的同龄人中读过的书最多，颇有些文史修养。一个从小泡在书堆里成长起来的孩子，没有书读比没有饭吃还要难过。易安说，在农场实在是找不到书，不记得从哪里弄来的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家常菜谱》，翻来复去地看，看得都破掉了。“没想到，这两本书奠定了我后来的人生——事业上，后来我成了唐诗研究专家；生活上，我一直还能烧一手好菜，哈哈，这是当年夜夜捧读之时再也想象不到的！”
谁说不是！书多的年代读书可能是囫囵吞枣，书少的年代读书可都读到魂灵里去了，用当时的流行语来说，那就是“融化在血液中”了。
后来，批林批孔、评法批儒了，在农场里书反而多起来，作为“反面教材”，印发了许多古文，给大家学习。农场职工多是实际上的小学毕业生，老职工的文化程度也不行，农场领导抓瞎了，不知叫谁来辅导好。有人说朱易安好像有点懂，就让她来试了试。果然不错，全场职工的辅导任务就这样交给了这位19岁的姑娘。“这是我农场生涯中最最开心的两个礼拜，不用出工，天天看书备课，看孔孟之道的东西，看《史记》，看法家著作。后来上台辅导，台下黑压压的两百多人听讲。全体农场职工都来了，还听得挺认真，挺有兴趣。孔子是怎么回事，商鞅是怎么回事，我像模像样地给他们一一道来，一讲讲了两个半小时，延迟了大家吃饭的时间，哈哈，效果还蛮好！”
这可是我第一次听易安说起往事。听时心里感慨：怪道易安有这么好的演讲口才，原来人家40年前就“实战演习”过了。
自此，易安的折叠床上开始有书了。“那时的床上都得用蚊帐，我请一个男同学用木板帮我在床头做了一个架子，帐子罩得住的，上面放了一排书，自己夜夜与书相伴，自得其乐。别人呢，常常要掀开我帐子来参观一番，成了我们农场的一道风景线！”
因为有如此不俗的农场表现，1975年，上面来招收培训班学员，农场第一个就推荐了她。
当时大学已有几批工农兵学员（包括培训班、普通班）毕业，中学勉强“吃饱”，至少不再“饿”着了，小学的“饥饿”凸显了出来。原“老三届”的大学毕业生多进中学教书，把当小学老师的机会留给了“小三届”易安他们。可怜的“七字头”，小小年纪经历文革，文革结束大学恢复高考，他们实际的小学学历与大学学习相差一大截，想续也续不上，只好干瞪眼。等到市场经济时代到来，最先最大规模下岗的，就是这些人。他们的孩子一路上学，他们都无力辅导；他们的孩子若学有所成，觉得没有共同语言的，就是这些当爹当娘的。现在，每天搓搓麻将过日子的，也多是这批人。这个群体成才的比率特别小，虽然还不见有人出来统计，但这样的估计看来不会错。
朱易安正是这极小比率里的一个佼佼者。她后来做了大学教授、博导、学院院长、上海市政协常委。这当然是她家庭熏陶和个人努力的结果。文革岁月最后时光的上学，也在她精彩人生上着墨了那么一小笔。
易安读的是第四师范属于中等师范学校，与中专同级，是培养小学教师的摇篮。他们那一届，有语文班、数学班、音乐班等，她报的是外语班。外语班又有英语与俄语之别，“那时候一个人可以报三个志愿，我老实，第一志愿英语，第二志愿俄语，后来知道，有的人三个志愿填的都是英语，所以进了英语班，我这样的老实人就分到了俄语班。”
易安都认为自己是老实人，真正想勿落！——她没报“语文班”，就是她“不老实”的一面。家里有那么好的老爹会教，怎会去没咸没淡的语文班浪费时间？她要是去语文班，去给他们当老师怕也绰绰有余。
问她读书时有什么难以忘怀的事情，她说了1975年12月26日的赛诗会。巧了，那天我就读的上海师大也正在进行赛诗，或许当时全市都在赛诗？那可是毛泽东主席的最后一个生日。易安他们学校30个班一起赛诗，规模浩大，规则是：主席台上老师出一句诗，下面各班代表对下三句，然后找一个同学飞奔上台朗诵，看哪个班又快又好。易安自然是他们班的对诗手，龙飞凤舞地涂鸦在纸面上，接力赛一样交给那个擅长诵诗的男同学，结果，他们班得了第一。“这下子，我在全校出了名了，别的班同学全伸头伸脑地来见识谁是四班的朱易安。哈哈！”
就这样学了一年。这一年里，中国出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，停课开追悼会，写大字报批这批那。他们的俄语专业老师有两名，一名是正宗的上外毕业生，课教得好，得到同学们尊重；还有一名是刚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，是上海郊区人，一口方言，普通话也讲不溜，外语可想而知。倒是跟学生打成一片，“男生都可以上去打伊个头榻。”
我记不下来，问易安“头榻”的“榻”怎么写，是不是“榻榻米”的“榻”，她说是，头上比较平坦的地方嘛。哦，原来如此！上海话里也有这么生动的表述！
易安毕业后，又去区里办的培训班读了半年。这样一来，到了1977年上半年了，“四人帮”打倒了，一切都慢慢走上正常轨道了。正好有些中学也需要师资，易安属于中等师范的优秀生，被分在了南塘中学。那所中学正像程乃珊小说《穷街》里描写的一样，处于上海的“下只角”。贫民子弟本来学习就有困难，又赶上文革动乱，学校教育早已不复有序，红卫兵、红小兵们欺负老师已成惯习。学校又有些不成文的规矩，比如刚刚进来的新老师每每会被分到“乱班”去当班主任，说是要锤炼你的筋骨意志，说穿了也是一种“欺生”。易安就这样进了一个全校最乱的班。上课像开茶馆，下了课则像武术馆。俗话说“头三脚难踢”，易安明白，头三天若“hold”不住，你以后就甭想掌控局面。她一开口学生就跟她抢着说，她转身写板书，学生中竟有人自说自话扬长而去；她跟出去，那男生竟然进了男厕所，她堂而皇之也跟去男厕所，等在那个门口，那淘气包一出来就逮了个正着。这才让学生知道这位新老师不是吃素的，往后干什么得惧怕三分。
朱易安踢好了“头三脚”，后来班里给她治理得服服帖帖，那个“躲进厕所成一统”的小子成了朱老师的小跟屁虫。“越是淘气的学生，后来每每越是跟老师好。”当过中小学班主任的，多与易安有共同体会。
“四人帮”一打倒，易安和她家的春天也到了。“那段时间真是幸福啊！最大的幸福就是我家被抄走的书发还了。我爸记性好，哪一本哪一套记得一清二楚，没有还回来的再去问。我呢，就坐在地上整理图书，像是迎接离家十年的亲人一样。还有，那个时候新华书店常常有新书发行，消息一传开，书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队。我总是这样长蛇阵中的一员，兴高采烈地甘愿排长队买书，发行四本买四本，发行六本买六本，一次都不会落下。生活中有那么多书籍可以捧读，真所谓‘南面王不易’也！”
1991年，朱易安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时，考的还是俄语，100分里考了95分，成绩很好，也算是派了用场了；但她的真爱还是文学，古典文学。1982年，她考上了上海师院中文系中师班，南塘中学一共3个人考，另外两位都是语文老师，没考上，她一个外语老师倒考上了。两年后，正当中师班将毕业未毕业之际，她又考上了古代文献学研究生，师从程应鏐、陈伯海先生，名师出高徒，易安很快就成为唐代文学专家（如今已是李白研究学会会长），并且还涉足女性学研究，同样足有成就。